一
赫斯曼结束访英，回到柏林的时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树叶正在变绿。和同样被大萧条蹂躏的伦敦相比，这个城市的情况看起来要好一些，市面上的商店里多少有一点顾客，饭店和咖啡馆里面也不是空空如也。不过这座城市中弥漫的火药味也比伦敦要多，到处都是穿军服的人。德国国防军的扩充似乎缓和了德国的失业，从一月份到现在，有超过50万德国青年应征入伍，他们大多都是失业者——国防军的这次扩充也是减少失业的一个手段，所以优先招募失业者。
不过柏林街头这些穿军服的人并不都是国防军，还有许多是纳粹冲锋队的成员。他们是根据希特勒和赫斯曼达成的《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党卫队计划》，被从分散于各地的人民冲锋队中挑选出来的骨干精锐。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和另外一些国防军新兵一起，被集中到了波茨坦军营和措森军营，由国防军派出的军官进行训练。在休假的日子里，则成群结队到柏林城内来游览。花掉一些薪水，给柏林城内萧条的零售业和餐饮业带来些生意。
50万国防军新兵和10万武装党卫队战士加在一块儿，大约减少了60万失业者，让德国的失业大军人数骤然降低至200万左右。
但是这60万新兵需要开支的军饷，却是刚刚上台的纳粹党-祖国人民党联合政府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在1930年，德国的财政收入大约是96亿马克，比历史上当然好得太多。但是因为《凯恩斯计划》给德国政府带来的债务太多，德国政府实际上的财务状况比历史上强得有限。
《凯恩斯计划》到1930年还没有完全停止，德国仍然再向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意大利支付煤炭、钢铁、飞机、汽车、机器等赔偿品——让政府承担了庞大的利息支持。德国政府为了购买《凯恩斯计划》所规定的赔偿品，发行了一百多亿面值的长期债券，到1930年虽然还不需要还本，但是却必须每年付息，仅在1930年度就支付了近10亿马克的利息。
同时，德国军队的规模，哪怕在重整军备之前，也比历史上要多至少一倍，每年的军费开支自然也多了将近5亿马克。
而德国的许多秘密战备项目是放在波罗的共和国境内进行的。这就使得波罗的防卫军的开支极大，是波罗的共和国无法负担的。因此德国政府自1925年起，就每年向波罗的共和国提供至少5亿马克的援助。
从1923年就开始正式施行的“战略物资储备计划”，渐渐也变成了个开销很大的项目——从1928年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德合作的规模就进一步扩大。
每年输往苏联的技术和设备的价值都超过十五亿马克，由于采取了易货贸易的形势，从苏联输入德国的原材料（主要是石油、农作物、木材、锰矿砂、铜矿砂、铅锌矿、毛皮等）同样价值十几亿马克——由于大量的苏德合作项目合同都是在1928年（苏联一五起步之年）签订的，双方易货的结算价也在大萧条前敲定。
因此大萧条对苏德合作的影响并不大，德国的技术和机器设备仍然以大萧条前的“高价”卖给苏联，而苏联用来付账的各种资源也是按照大萧条前的定价。理论上两边都不吃亏，可是德国政府却成了“冤大头”。
原来苏联支付给德国原材料都是先交付给经济促进公司，然后一部分由经济促进公司根据长期销售合同交付给德国国内的公司，剩余部分不论多少，都由德国政府按照事先确定的合同价格兜底，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储存起来。
可是大萧条发生后，德国国内的原材料消费一年比一年少，许多和经济促进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公司无力执行合同，出现了大量的违约。德国政府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兜底，将大量的苏联原料储存，为此不仅要向经济促进公司支付大量资金，还要另外掏钱修建仓库。
另外，用易货贸易的方法输出机器设备和武器并不只存在于苏德之间。德国和意大利、日本、土耳其、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和暹罗等国间，同样存在着数量不等的易货合作。同样产生了许多让政府兜底的“坏账”。
而以上这些“额外”的开支加到一起，在1930年居然高达25亿马克，结果就让德国的财政情况比历史上的1930年代初好不了多少了。
现在突然多了60万新兵，每年光是“人事费”起码就要开销六七亿马克。如果考虑到装备、训练和重建海军、空军的巨额开销，德国政府的财政恐怕砸锅卖铁都应付不了。
所以在希特勒上台后的这些日子里面，各种压缩开支特别军费开支的呼声在议会和报纸上变得多见起来了。
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民主党——现在纳粹党虽然上台快满两个月了，可是却迟迟没有对这两个“十一月罪人”下手。因此现在的德国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更是活跃异常，不仅在国会中提出了裁军议案，而且还在组织了几次反法西斯游行。要求军方的法西斯头子施莱彻尔和赫斯曼立即辞职！
而纳粹党却仿佛对“排犹”之外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全力以赴在和犹太金融寡头斗争，强迫许多德国的犹太豪门退出了银行业和不少德国的大公司，将股份转让给了和纳粹党关系密切的资本家。
此时德国的形势，显得有些让赫斯曼这个“穿越客”都有些看不明白了。
他一回到夏洛腾堡区自己的住宅，那个希特勒内阁的不管部部长（其实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管，类似副总理的存在）赫尔曼.戈林马上拖着肥胖的身材跑了来，还带来了一瓶亨克尔香槟，邀请赫斯曼夫妇一起喝一杯，同时谈起了“艰难推进”中的新政。
在用《限制犹太人法》打击了德国的犹太人在银行业中的势力之后，纳粹党和祖国人民党又开始着手修订《银行法》，规定：取消帝国银行董事会的独立性，帝国银行行长及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权转归国家元首（就是总统，不过提名权则归总理）；赋予帝国银行执行公开市场政策的权力；帝国银行可以对“创造就业汇票”进行贴现，以便新政府为创造就业提供资金。
这个“创造就业汇票”是希特勒所信任的经济学家费德尔提出的，又名“费德尔货币”，主要是用来支付特殊的技术工程项目，以便用工程建设创造就业——实际上就是印钞票开工程，和后世最常用的经济刺激手段相差无几。
不过在1931年却没有普遍被人接受，所以遭到了不少反对意见，连希特勒的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也提出了异议——他倒不是反对“创造就业汇票”，而是担心帝国银行失去独立性后重演20年代初滥发纸币的覆辙。
所以在野的几个政党，准备联手在国会里面否决修订《银行法》。布尔什维克党还威胁组织抗争——一旦《银行法》被修订，他们就要将“真相”告诉工人，号召他们用总罢工来反对。
由于20年代初的大通胀给人们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抗争很有可能会得手。即使抗争被镇压，人民还是会知道政府又要开动印钞机大刷马克了。
而一旦人民再次对马克丧失信心，那么希特勒的新政将有可能会遭遇失败！
“中将，您比我更懂经济，肯定知道纸币的基础根本不是黄金，而是人们的信心！”因为发胖而显得笨拙的戈林，一边大口喝酒，一边用讨好地语气游说赫斯曼。
“如果让布尔什维克党把真相说出去，那我们就完了。”他又语气沉重地说，“然后整个德国也完了，因为没有人会再相信马克了……1922年、1923年的噩梦就要重演了。”
“创造就业汇票”就是把刷马克这个事实精心包装了一下，但是本质没有变化，还是印钞票！
但是现在印票子和1918年到1923年的印票子是大不一样的。现在全世界都在通缩，德国也不例外，纸币变成了“稀缺资源”——说白了就是产品的供应远远多于纸币的数量，所以多刷点马克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德国现在差不多已经摆脱《凡尔赛条约》了，那四十来亿英镑的赔款，完全可以赖掉不付，英法拿现在的德国毫无办法。马克的“保证金”，理论上也不是个负数了。
可是德国毕竟有一个面包卖几个亿的“犯罪前科”，因此持有马克现金的人都比较心虚，一旦出现“政府大刷马克滥发纸币”的信息，很有可能引起一场大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