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
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陈独秀被捕，文化界声援。
1932年，是继续内忧外患的一年，也是北平知识分子“坚持独立发言”的一年。
1月，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发表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戳穿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又写《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及《攘外即可安内》等文，以其所向披靡之锋芒，与国民党政治宣传针锋相对。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留学欧美归来的有社会影响的学者，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创刊号响亮提出“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如丁文江等人，和胡适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就争论了一年，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
《独立评论》周刊，“说平实的话”，“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坚持独立发言”，并且都以实名发表，赢得声誉。
9月24日，北平《导报》与天津《益世报》，因登第二十九军驻北平办公处处长秦德纯骗婚丑闻，秦指使士兵砸《导报》，抓记者。2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和人权，同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一时声势浩大。
10月15日，已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引渡押解南京。北平由胡适等人呼吁各界救援。平、津各大报纸发表社论要求释放陈独秀。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等还都做了追踪报道。胡适在北京大学发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赞誉他对文学革命之大贡献。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写《陈独秀案》一文，称他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曹聚仁在上海的《涛声》杂志上，组织了有关“陈独秀案”的讨论。1932年是在知识分子和舆论界声讨国民党和关注“陈独秀案”中度过的。
胡适的著作《中国中古思想史提要》出版，他还写有政论《废止内战大同盟》《论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与张学良》《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等文。冰心的《冰心全集》出版。沈从文作小说《都市一妇人》。老舍在《现代》杂志，连载重要的寓言体奇幻长篇小说《猫城记》。周作人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
——钱玄同与章太炎、刘师培的交谊及晚节
在参与新文化运动的诸子中，钱玄同算不上像鲁迅、胡适、周作人那样的文学主将，甚至一直以来，他的思想和学术都遭到过质疑，但是他的学术成就和文化人格却越来越被人推崇。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经史和语言文字等，谁都无法绕开这位参与者和建设者。
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今（今湖州）人。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翌年参加同盟会，与周氏兄弟、刘师培等人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学，研究音韵训古。1910年归国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中学教书。1916年被聘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北京大学教授。1917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携《新青年》入京，钱玄同参与编辑。与胡适、陈独秀等一起从事新文化运动，在他的催促下，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赋予中国小说新气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果没有“愿意给它（《新青年》）当一名摇旗呐喊小卒”，戴着深度眼镜，夹着公文包的钱玄同，几次到绍兴会馆，找“整天在绍兴会馆内抄写古碑文，把这当作惟一愿望”（鲁迅语）的周树人，去怂恿催促他给《新青年》写文章，中国文坛能否出现小说巨将鲁迅，怕是个问题。
鲁迅在《自叙传略》中承认，“初做小说是在一九一八年，因为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周作人后来写回忆，证实了此说不虚。
鲁迅称钱是“我的朋友”，钱也说自己是鲁的“老朋友之一”。且他们的交往长达二十九年。钱玄同把他们的交往过程总结为“头九年（1908年至1916年）尚疏；中十年（1917年至1926年）最密；后十年（1927年至1936年）极疏”。在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中，可见他是以一种超然的心境，而非以恩怨来认识、评价鲁迅的，对我们认识鲁迅也是有重要帮助的。
一生从事经史研究，于文字学、音韵学有很深造诣。1939年去世，留下《文字学音篇》《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国文字概略》等丰厚的文学遗产。
与胡适、鲁迅等人相继离开北京到外地谋生不同，钱玄同自1917年来到北京，便与之相“厮守”二十二年，至死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这在众多民国学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1931年，钱玄同曾出了个对子“江冯二庸”，规定“二”不许对“两”“双”等字，他的著名学者朋友都对不出下联，他只好将下联出示：“崔胡一适。”众友人才明白，“崔”者，崔适也，“一适”，胡适也。
钱玄同的国故之学，得益于两位老师：一是主张古文经学的章太炎，一是推崇今文经学的崔适。崔适曾在北京大学任教，不幸病故于北京绍兴会馆，钱玄同为之主持治丧活动。
钱玄同与其老师章太炎、崔适之间的师生友谊保持一生，更是难能可贵的。章太炎就与老师俞樾有“谢本师”的经历。章太炎曾师从经学大师俞樾，在其主持的诂经精舍学习，达七年之久。因章太炎敏而好学，学业优秀，深得老师俞樾的赏识，被老师视为高徒。
章太炎后来到东吴大学任教时，曾去拜望过老师俞樾。时俞樾已八十高龄，甫一见弟子章太炎，一贯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老人，竟怒目而视，痛骂他“背父母陵墓”，远游海外，是“不孝”；揭露大清罪恶，乃“不忠”。“不忠不孝，非人类也。”他还搬出孔夫子的话，申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章太炎突遭一贯敬爱的老师的痛斥，当场反唇相讥，便拂袖而去。马上写了《谢本师》，向世人公开与俞樾从此断绝师徒关系。
有趣的是，章太炎同样遭到弟子周作人的“谢本师”，更奇的是，弟子沈启无也“谢本师”周作人。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叫骂声”，但与朋友、老师却相处融洽。他与老师章太炎的深厚友情，在章太炎自1906年至1936年给钱玄同的五十九封通信中，一览无余。从中可知，钱玄同比周氏兄弟等人师从章太炎先生，要早两年。钱玄同是1906年10月初认识并师从章太炎的。章太炎在该年10月8日，曾有信致钱玄同，曰“得书知君为好学研精之士”，“期欲握手”。其时，离章太炎因“《苏报》案”获释，旋即流亡日本，只过了三个月，离钱玄同入早稻田大学不久。
钱玄同将这些信函，依时序装裱成册，注明从何地寄往何处。其中四十封是讨论学术的，八封系论时政，余下十一封，乃为家常闲事。从这些信中，我们可知钱玄同求知若渴，好学不辍，老师章太炎诲人不倦，有问必答，钱玄同学业大进。
章太炎及门弟子多达百人，其中得意者五人，即世人所云“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五人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体系，自成学派，皆成民国初之有影响的学者。与章太炎关系最密切的，首推钱玄同，依次是朱希祖、吴承仕。周氏兄弟在章门中，学无所长，一般而已。
章太炎致钱玄同的信函中，有的还反映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因反袁世凯称帝，被囚北京。1914年8月19日，写信给钱玄同称：“知弟近甚郁郁，仆亦不甚舒畅，何不相过一谈。”抗日战争爆发，章太炎以赴京讲学为名，促少帅张学良抗日。讲学时，钱玄同等弟子或为翻译，或代写板书，或递茶送水。章太炎晚年继续讲学，创建出版《制言》杂志，钱玄同等积极参与。最令章太炎高兴的是，钱玄同、吴承仕为他编印《章氏丛书续编》。章太炎亲自作跋，跋中对钱、吴称赞有加：“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章太炎去世，钱玄同为老师作一副长联为挽联，并与同门为恩师在孔德学校礼堂开追悼会。
《钱玄同文集》曾收录了钱玄同为编辑出版《刘申叔遗书》一书而给该书校对郑裕孚先生写的六十八封信。从中可以窥见钱玄同为编此书的许多历史细节，包括钱玄同所坚持的学术思想，以及这本书的指导原则、体例构思，特别是所经历的艰辛。
一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勇之将，曾以思想激进、言论偏激者著称于五四运动时期，但他在整理编辑《刘申叔遗书》的过程中，对学术毫无门派之见，知人论世客观平和。而其间弥漫着对故友的深情厚谊，更让人感动。
刘申叔，即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晚清著名革命党人。1903年在上海晤交章太炎，赞成光复，参加同盟会后一度亡命日本，其妻以不得志于同盟会，转入清端方幕中，出卖革命党人。袁世凯窃国称帝，刘师培又为筹安会上劝进书之六君子之一。后落魄于天津租界，蔡元培主政北大，请他到北大任教授。家传文字训古之学，治三传。擅长文字，善骈体文，所著文学论文，时有独到见解，著述较多。但身后萧条，无力整理出版，钱玄同编入《刘申叔遗书》共七十四卷，乃为国学大师。
在黎锦熙看来，为人结集著述，友人强于弟子，钱玄同是最佳人选。其一，二人交情深厚。钱玄同1903年便接触刘师培的著作，甚是叹服，“有世谊，愿与订交之心甚炽”。1907年，在日本章太炎处初见刘师培后，钱、刘二人过从甚密。钱玄同曾说：“自尔遂恒与刘君谈论，获益甚多。”其二，钱玄同乃章太炎之高徒，学问博大精深，且与胡适等亲近，深具现代科学与民主素养。用黎锦熙在《钱玄同传》的话，就是钱玄同“以音韵学为主，本其师传，复运以科学方法，参以新获材料，卓然成当代大师”。他能以历史眼光来整理、评判。
曾有人劝钱玄同，刘师培晚节不保，曾引起公愤，这等人不值得为之编辑遗著。钱玄同认为“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一切已成历史，不容改变，也无须讳饰，故当实事求是，以尊重历史，其学术成就自有价值，需要继承。钱玄同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原则，即可体现伟大的思想境界，这又是《刘申叔遗书》成功的原因。
刘师培虽仅享寿三十六岁，但一生勤奋著述，共著有四百多万字，居民国初同辈学者之前列。当时为乱世，遗著多散佚。钱玄同除翻遍各种报刊、仪征刘家的藏书、藏稿，还到处收集。黎锦熙说，除了报刊与直接从仪征刘家所得的材料外，“大部分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
钱玄同为一著名学者，一般还是易征得相关资料，但也有舍不得示人者。黄侃曾于1919年焚香跪地拜刘师培为师。黄侃处就藏有不少刘师培的书稿。不过钱玄同与同门师兄黄侃曾闹矛盾失和，不便向他借刘师培的资料。后来钱从另一师弟吴承仕处得知黄的友人，河南大学教授邵次公曾向黄借《西汉周官师说考》，录有副本，又有某君转录了邵之副本。钱玄同立刻给郑裕孚写信说，先生只须访吴承仕，托人向邵或某君转借抄录，“如此，则此书竟能印全帙矣，岂非大快事！黄藏周礼、仪礼两注，以前我们认为最无办法者，今周礼有黄氏油印本，当由弟向其门人陆宗达君借校，仪礼可由检斋去向邵君借抄。此最难得圆满解决之问题，从此竟有解决之方法矣”。
钱玄同承担《刘申叔遗书》的编辑工作，已是五十岁左右，身体状况极差，他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次在课堂上头晕目眩，差点摔倒。同时，他还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驻干事，要承担编《简化字表》的工作。此外，他和吴承仕受恩师章太炎之托，共同编辑《章氏丛书续编》。身体虚弱，工作繁重，但他以过人毅力，全身心投入，一丝不苟地做好所有工作。
1937年3月31日，《刘申叔遗书》全部编完，由钱玄同为全书作序，次年11月付印。又一年后，钱玄同溘然而逝。
为亡友、为中国学术遗产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钱玄同严谨的治学精神、重情重义重理的人格魅力，长留文化长河之中。
钱玄同是留日出身的，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却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爱国主义立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玄同与所有日本人包括学者，都断绝往来。几乎在社交场合，甚或在文人的宴会上，凡有日本人参加，他坚决不出席，如若偶见日本人，他会怒目拂袖而去。
九一八事变后次年，章太炎先后三次到北平演讲。有一次钱玄同正与老师章太炎在客厅谈话，特从南京大学赶到北平的黄侃也来拜见老师。黄侃常戏呼他“钱二疯子”。同门师兄弟都在，黄侃忽然大呼“二疯”，指责他不好好研究音韵学，偏偏要弄什么注音字母，提倡白话文。
钱玄同原本性子火暴，一听大为恼火，二人便争吵起来。这时，章太炎从内室走了出来，见两个最有出息的弟子吵作一团，既不从中调解，也不怒喝，只沉痛地说：“现在都什么年月了，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日文‘ァイウエオ’（日本片假名）了！”意思是说，如今正值日寇入侵，占我东北，欲灭我中华，国难当头，你们应团结对敌才是。老师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让两位大学者羞愧难当。
三年后，黄侃病故，钱玄同以同门身份，给与之争吵了一生的黄侃献了一副挽联：
小学本师传，更？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隽才。
挽联高度评价了同门师兄黄侃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兄弟之情。
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踏进北平，之前北平各高校西迁云南，钱玄同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也迁陕西汉中。只有周作人等，不听胡适等友人劝告，从“苦雨斋”中走出，当了汉奸。钱玄同因患严重高血压等病，行动不便，被迫留在北平，但他以满腔爱国之心、堂堂凛然之民族气节，不向日寇屈服。
1938年，在日寇的刺刀之下，钱玄同恢复多年不用的旧名“钱夏”。他请学生魏建功替他刻一方“钱夏玄同”图章，以表不做亡国奴，早日恢复华夏之志。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同盟会，为反清王朝，取名钱夏。
但是，关于钱玄同在日寇占领北平后的晚节问题，曾遭到质问和怀疑，自古以来，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是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操守，也是文人风骨的核心。
质疑是一种科学态度。《汉书·陈遵传》说：“竦（张竦）居贫，无宾客，时有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现在对钱玄同的质疑，已非“论道经书”，而是关乎他的晚节，因此须事实回应。
不错，1928年以后，钱玄同已由“猛士”转为“隐士”，他的思想方法和学术结论趋向保守是事实，但到日本入侵之后，所表现的民族气节，成就了钱玄同作为士的名节。他躲进书斋，闭门谢客，寄语外地学人：“钱玄同绝不污伪名！”是自勉，又是号召。其爱国精神、干净灵魂，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褒奖，曰“永保清操”。
日本入侵之后，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曾经的老战友、同门，已当了汉奸的周作人之偏重享受、无耻事敌有私议；有对离北平的北师大秘书长汪如川表示自己决不当汉奸的铮铮之誓言；有对日本人的文化拉拢的坚拒；国难间，有多次婉拒友人邀宴吃饭的记录。钱玄同的日记，对质疑者做出了清白的回答。
1933年春，钱玄同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有辞谢符定一邀请吃饭的表述：
缘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如此不安，实无赴宴之雅兴也。（《钱玄同日记》）
言之铿锵，铁骨铮铮。士者，不仅是民族专司思考的理想的智者，还是不惜性命、一身热血的爱国者。
是年5月7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的毕业生们，为答谢师长的谆谆教导，特宴请众教授。钱玄同照例谢绝，为顾念师生情谊，他参加了饭后的师生合影。
6月6日，胡适即将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钱玄同写信给胡适，破例为他设宴践行：
我从热河沦陷以后，约有三个月光景，谢绝饮宴之事，我并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实缘彼时想到火线上的兵士以血肉之躯当（挡）坦克之炮弹，浑噩的民众又惨遭飞机炸弹之厄，而今之东林党君子犹大倡应该牺牲糜烂之高调，大有“民众遭惨死事极小，国家失体面事极大”之主张，弟对于此等怪现象与新宋儒，实觉悲伤与愤慨，因此，对于有许多无谓之应酬实不愿参与，盖一则无心谈宴，一则实不愿听此等“不仁的梁惠王”之高调也。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至少河北民众及前线士兵总可以由少惨死许多乃至全不遭惨死，故现在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
钱玄同念及国难与苍生的苦难而不饮宴，又以“民众及前线士兵”“少惨死”，“不遭惨死”为由，“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了”，于情于理，皆不相悖。钱玄同“非以国难不吃饭为名高”，我们当也不该以其“不再坚持不饮宴的主张”为怪，乃至责其自食其言。
但1938年3月29日，北平、天津沦陷之际，钱玄同却接受何克之的邀请，出席了有日本人山崎宇佐和文化汉奸参加的宴会。
《周作人年谱》（张菊香著）记载了这次宴会：“午往玉华台，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之招宴，同座有山崎宇佐、罗文仲……钱玄同、沈兼士。”
何其巩为招宴者。何其巩即何克之，原冯玉祥的智囊。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市长，1936年至1946年任中国大学校长。沦陷后，何氏所主政的中国大学从不挂日伪旗帜，不接受日伪一分钱的资助，校内无一日伪官吏。作为一个多年在旧军政界任职的有复杂社会背景的官员，他与日寇不即不离，在灰色地带做了不少的事。他参加过不少日伪的活动，但不助纣为虐，特别是受日本宪兵队怀疑拘传，以沉默绝食自保。何克之不是爱国志士，却也不是汉奸，怕连“亲日分子”也不是。
可惜钱玄同的日记对此次宴请没有记录。但在其3月23日的日记中，有一与之相关的信息，钱玄同当日电话约周作人，“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孔德学校是早年蔡元培借中法庚款而建的学校，钱玄同不仅在该校兼课，有自己的办公室并数年在此居住，与该校渊源颇深，是多年为孔德学校尽心尽力的“五四”学人。
钱玄同出席何克之的玉华台之宴，应视为与“孔德事”有关。况沦陷下的北京，社会名流与普通市民，不可能生活在没有日本人影子的社会空间里，如同剃头匠不能不为日本人剃头，引车卖浆者也不能不卖给日本人，老师不能不领日伪发的薪水，与日本人有一两次礼节性的接触，岂能与周作人接受日本人的授命，主管其机构中的一部分的汉奸勾当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在钱玄同生命最后的1939年，1月1日，他得知周作人被刺，先派儿子秉雄去三道湾慰问，4日，他自己也曾去周府见老朋友一面。周作人记录了这次拜访，二人谈话时，“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这证明钱玄同极重感情和私谊。在周作人尚未完全落水的情况下，探望被刺的老朋友，完全可以理解。
1939年1月17日，下午6时，距最后一次见周作人的第十三天，在严冬寒风肆虐的北平城，钱玄同因高血压致脑溢血亡故。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祭悼活动，送走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和国学大师。消息不胫而走，远在陕西的北师大旧同事们，以西北联大的名义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老朋友许寿裳为他送的挽联是：
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
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
短短几年，章太炎、黄侃、钱玄同先后辞世，不啻国学的重大损失。好在，作为文化大师，他们的灵魂已铸刻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人们不会遗忘他们。
“一条清溪，澄澈到底”——由叛徒到隐士的刘半农
鲁迅先生不胜感慨地说过：“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岁月淘人，尤其未曾叱咤亦未曾煊赫的人，于世间，如同匆匆过客。好比刘半农，连各种文学史都轻描淡写，更何况当下追逐滚滚红尘的年轻人，即便文学系的大学生，或只知他曾与钱玄同客串，演过一出《复王敬轩书》双簧，痛驳国粹派的那段佳话而已。或顶多看过胡风写的《五四时代的一面镜子》，说刘半农是“平凡的战斗主义”者，有一种不妥协的硬汉精神，“始终没有离开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
其实，身处破旧立新时代的刘半农，是个富有理性的战士和个性鲜明的学者。
回头看看“五四”以来的文化骁将及革命文艺战士们，从文学到文化，求激进巨变，都有急躁极端的心理倾向，常常导致急功近利或简单片面化的倾向，尤其更易导致以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衡量。举凡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包括在共产国际指挥和“左倾”路线影响下的左联，他们提倡并实践的所谓“革命文学”，恰恰与文学、文化的健全发展相悖。
鲁迅的悲剧，也正在于他对一切都批判，都否定。比如对国学、文学传统、汉字，对国粹京剧、中医，无不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说到京剧，不妨听听刘半农的意见。他在《梅兰芳歌曲谱·序》中对京剧反思道：
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话剧已经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所以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它能把以往的优点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弥补起来……必须按着步骤，渐渐的改去。若要把它一脚踢翻了搬进西洋货来，恐怕还不是根本的办法。
刘半农是位自由主义诗人，但他对待文化及文化遗产的观念，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新文化运动培植了知识分子磅礴的个性精神，使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时代同时高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动荡，有人继续高歌猛进，有的渐失去“战士”的锋芒。刘半农后来下苦功夫研究语言学，“战斗”变成“青灯古卷”。在研究语言学时，砥砺精神并没有消遁，于寂寞中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这由“叛徒到隐士”的命运，是悲剧还是正道，留给后人评说。
1932年，刘半农在编自己的《初期白话诗稿》时，在为之作的序中慨然曰：
从民国六年到现在，已整整过了十五年。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
在这篇序中，还曾提及另一位“五四”作家陈衡哲，她说到早年创作白话诗时，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说明刘半农、陈衡哲都深感新文化运动的迅猛与自己的落伍。遥想年轻时的激进，不胜感慨。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江苏江阴人。少时在家乡念私塾，后以江阴考生第一名就读常州府中学堂，与后成为国学大师的钱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同窗。1911年，刘半农与这几位同学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回乡当小学教员。辛亥革命爆发，又与其二弟，后成为音乐家的刘天华赴清江参加革命军。1912年，离开军队回乡，向人借得五块大洋，同刘天华闯荡上海，加盟开明剧社，兄为编剧，弟任音乐指导。
其间，刘半农又以自己的创作，很快成为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1916年10月，刘半农在《新青年》以半侬之名，发表《灵霞馆笔记》，其中收录了爱尔兰诗人约瑟·柏伦克德的诗《火焰诗七首》等。接着，《新青年》又以“灵霞馆笔记”为题，连载刘半农用白话文翻译的诗歌、散文，与胡适在该刊连载的日记《藏晖室札记》，相映成趣。
1917年9月，主政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和文科学长、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欣赏刘半农的思想观念和学识才华，将中学都没毕业的他，聘入北大任教。这在非常倚重学历来遴选教师的北大，是破了先例的。
当年，刘半农与从美国归来的胡适博士，几乎是同时踏入位于北京沙滩的北大校园的。很快，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便着手改组《新青年》工作。是年10月16日，刘半农在给好友钱玄同的回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学改良的话，我们已锣鼓喧天地闹了一闹；若从此阴干，恐怕不但人家要说我们是程咬金的三大斧，便是自己问问自己，也有些说不过去罢！……比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压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你说对不对呢？
这是迄今所见将《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操办，转为同人组合来办的最早劝议。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位“台柱”的商议，《新青年》自1918年元月始，由北大的六位教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轮流编辑；后来又由李大钊、高一涵顶替了出国访学的陶孟和与刘半农。《新青年》由此得到改观。
刘半农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多篇以文化评论为内容的杂文，除了与钱玄同合演双簧作《复王敬轩书》，又有《辟〈灵学丛志〉》《作揖主义》等，对封建守旧派及黑暗社会现象无情痛击。其文笔流畅，生动活泼。他还翻译了小仲马的歌剧《茶花女》及不少英、法作家的作品。诗歌和散文也写了不少，有白话文诗集《扬鞭集》。刘半农对白话新诗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不少尝试和探索，吸取民歌和民间口语的营养，富有写实风格，音韵节奏和谐自然。杂文有《半农杂文》，语言也颇为犀利。
如前所说，刘半农是被破格从中学尚未毕业提拔为北大教授的。刘半农自知资历浅陋，所以刻苦学习，教学也极为认真。但中国最高学府之北大，是个学院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像他这样的乡巴佬，是经常受到质疑的。再加上刘半农人生经历复杂，在上海滩花花世界染上“海派”的才子气，衣着入时，做派新潮，被人诟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刘半农考取了公费赴法留学资格，1920年偕夫人从上海乘日轮“贸茂丸”赴英留学。翌年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是年秋返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重新返回北大的刘半农，已不是鲁迅在《忆刘半农》一文中所说，参加新文学运动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战”的刘半农了。
但是，向往性情的真实、表达的轻松自如、格调的清新通脱，却是一贯的刘半农。对于作家来说，不乏真诚的情怀气质，使他的文学永生。
从鲁迅、周作人等人的相关回忆中，均或明或暗地扯出有关刘半农与胡适的恩恩怨怨，特别是当了汉奸又被人民政府宽大释放的周作人，晚年已改名知堂，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需要，歪曲文人间的某些误会，硬是杜撰“反动文人”胡适“瞧不起，明嘲暗讽”“五四”“战士”刘半农。时至今日，仍有人依鲁迅、周作人之说，继续重复胡适看不起刘半农之说。比如有人说：“刘半农是憋着一股气出国深造的，周作人说他的博士是胡适促成的。”刘半农“终于得到博士学位，他是要以这博士学位来回击所谓英美派绅士的”。刘半农出国前与“英美派绅士”关系极不好，1917年新文化运动肇始，胡适在美国读到刘半农登在《新青年》上的受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感而写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有“吾所绝对赞成者也”之评。
钱玄同致信刘半农说，你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与“适之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而行，废一不可。文学革新的事业，有你们两位先生这样的积极提倡，必可预卜其成绩之佳良，我真欢喜无量”。因同道，胡适、刘半农等才轮流编辑《新青年》。因相好，胡适才在1918年写的《你莫忘记》诗自序里，写道：“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因相知，1919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胡适、钱玄同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由刘半农向大会提交，获得通过。胡适与刘半农配合默契，以谋求全国普及。因信任，1920年在胡适推荐下，刘半农任“国语辞典委员会”委员。胡适是否“瞧不起”刘半农，读者自明。
1921年春，胡适越洋寄《新青年》给刘半农。9月，刘半农复信给胡适：
听说你害了多时的胃病，近来看报，说你到上海考查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知道是病好了：这是个可喜的消息……我老实警告你：你要把白话诗坛的第一把交椅让给别人，这是你的自由……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电报去催，也是不寄；留学费也欠了三个月不发，高鲁还逍遥自在，做他的官，领他的俸。我身间有几个苏，便买只面包吃吃，没有便算。但除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别法。（这是件不得了的事，另有详信在夷初处，请你向他要了看一看，救救我罢！）但有一件事要请你出力帮忙。我今天向蔡先生提出一个《创设中国语音学实验室的计划书》，想来你不久就可以看见。这是我万分希望他成功的一件事，曾向蔡先生当面说过，他很赞成。但他虽赞成，还要经过种种的会。所以我要恳求你，也替我卖些气力，使他早日有些成议，我真感激不尽了。
你能写个信给我么？我给你请安。
夫人公子等均问好。
弟刘复
九月十五日
刘半农是个充满血性的刚直的正人君子，如若胡适果真“很看不起他”，他绝对不会低三下四吐露自己的窘境，那样不更让人瞧不起？此信写得如此真诚、亲切，并委以重托，使人想起宋人辛弃疾之《定风波》中“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的词句。
1934年3月8日，刘半农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足可视之为胡适辩诬的文字：
上午续编中小字典。下午到北大上课。去冬为研究所事，逵羽来谈，曾言及适之为人阴险，余与适之相交在十五年以上，知其人倔强自用则有之，指为阴险，当是逵羽挑拨之言。曾以语孟真，孟真告之孟邻。今日孟邻面诘逵羽，不应如是胡说。逵羽大窘，来向余责问。余笑慰之。
孟真，胡适高徒、学者傅斯年。孟邻，北大校长蒋梦麟。逵羽是北大教务主任樊际昌。逵羽听信别有用心之人的诬陷胡适之说，经刘半农的劝说，消除对胡适的误会。
是年7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载：
早起得半农夫人电话，说半农从绥远回来，发热不退，昨日下午方石珊来诊，说是黄疸病，劝他进协和医院。半农最恨协和，没有去。病似更重了，所以我要去看看。
下午3时，得知刘半农病逝，胡适大惊，立邀校长蒋梦麟驱车到医院，刘半农妻女见胡、蒋，跪下恸哭，胡、蒋也很悲痛，并组织北大相关人员，料理棺木等后事。
10月14日，在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大礼堂举行刘半农追悼会。蒋梦麟主祭，胡适等人先后介绍刘半农生平事迹。胡适为老朋友写的挽联是：
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日同伙又少一人；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当中无人不念半农。
胡适的挽联，寓意深广，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评价他的老战友、好朋友、战士刘半农的。把刘半农与李大钊、陈独秀等文化巨人相提并论，足见他对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的肯定。
周作人等人，在各自的回忆中，制造的胡适与刘半农间的种种恩怨是非，意图很明显，想扳倒比他们更高的文化大树。其结果，浊者更浊，清者更清。
但更可悲的是，严重违背历史真相的谣传，迄今仍在不少文学史和书本里流传，不仅继续把胡适妖魔化，更把那代文化清流的面目弄得灰头土脸。呜呼，前辈原本形逝而神留，尚有不能遮拨、火烬的价值，结果面目全非了。
刘半农曾在《半农杂文·序》中说：“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对面谈一样，我谈天时，喜欢信口直说，全无隐饰，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谈文时喜欢开玩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但他写《赛金花本事》时，却不是这样，而是认认真真地根据事情真相去写。既不率性为之，又毫无戏谑玩笑之笔。
为写好《赛金花本事》，刘半农以民国清流之尊亲见、采访烟花柳巷的名妓赛金花，一开始为世人所诟病，刘半农并不在意。他是从报刊上陆陆续续得知一些关于身世飘零的妓女赛金花的事迹的。但资料众说纷纭，乃至相互矛盾，有人说赛金花不过是一个和八国联军头目瓦德西睡过一觉的轻薄的妓女，而另有人说她是“民族英雄”，用肉体使洋鬼子对北京百姓的屠戮减至最小。为了解这位名噪大江南北的奇女子的真实面目，他必须掌握真实的材料。
曾经风华绝代的清末名妓，得知大名鼎鼎的北大教授要来采访她，非常感动，欣然接受。这一深入采访，刘半农得知赛金花乃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不寻常的奇女子。她曾随丈夫洪文卿，作为驻欧洲四国钦差大使的夫人出使欧罗巴。三年后归国，洪文卿病故，赛金花被洪家驱逐出门，再落风尘。庚子之灾，她从洋人屠刀之下营救众生。洋人走后，被下大狱。后到上海重操旧业，挥金如土。为她心爱之人离开娼业，晚年蛰居北京天桥，甘于贫困。掌握真实材料的刘半农，结合历史研究，拂去蒙在赛金花身上的重重迷雾，重现真实的、传奇的、悲剧的、别样的赛金花，再度成为京城的热门话题。
刘半农去世后，赛金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只见她身着一袭黑裙，在飒飒秋风中，独自默默低头走进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在“文曲星”会聚的追悼会上，深深地向刘半农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献上一束白花，又在无数双惊愕的泪眼下，默然离去。
刘半农去世后，经他的学生商鸿逵整理后的《赛金花本事》得以出版。这部褪去红粉、还原赛金花真面目的“本事”，具有文学和文献价值。
天不假年，刘半农虽英年早逝，一切都留在飘香的文字里，是不用我们画蛇添足论其功过毁誉的。
他在《半农杂文》中说：
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是随着时代变迁的，所以梁任公以为今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挑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
刘半农在这里，谈的是一个人既要顺应社会变革，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我们可视之为贯穿刘半农一生的精神，也是很多为新文学开辟过道路的作家、学者很快与政治运动疏离，一生投入文学的共性。
刘半农在他去世之前，又补充了一则笑话：
说有一个监差的，监押一个和尚，随身携带公文一角，衣包一个，雨伞一把，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失，就整天的喃喃念着：“和尚、公文、衣包、枷。”
一天晚上，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自己颈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颈上，随即逃走了。第二天早晨，监差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和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头，和尚也在，可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
联系那时上海的创造社、太阳社诸公，虽心怀革命之志，肩负历史使命却不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把“五四”以来的文学局面搞得风声鹤唳，却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想来，刘半农的这则笑话，还真未必只是笑话而已。
遗文犹在，仍可读出为世故风尘所不能湮没的刘半农精神：作为平凡人的刘半农，有愤世嫉俗的一面，有幽默灵性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一面；作为战士的刘半农，曾有过时代磅礴的生气，有过意气风发向旧世界开火的锋芒；作为隐士的刘半农，依然不失砥砺精神而甘于寂寞，依然不失在“理”与“势”的矛盾中的哲学、人生的思考。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将《红楼梦》研究当作终身事业的俞平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其时，距俞平伯移家清华园南院七号，自定东屋室名为“秋荔亭”整一年。他于戊辰年（1928）秋，受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中国文学系任讲师。翌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俞平伯开始讲授《清真词》、戏曲和小说，同时到国立北京大学兼课。再一年，在清华大学同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合开“高级作文”课，专授“词”习作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俞平伯即刻找到胡适，晤谈时事。30日晚，又致胡适函，“述忧国忧民之心，以为知识分子救国之道，唯有出普及本单行周刊，从精神上开发民智，抵御外侮”。虽是书生救国之道，却见拳拳爱国之心。
胡适等人面对日本亡我之心，也心绪恍惚。胡适很同意俞平伯的建议，他说：“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些什么呢？”最后，办《独立评论》便是他们这帮“乱世的饭桶”，用爱国之心、良心抚平伤痛，为国家出点微力，尽点心智的一个重要举措。
从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中可知，“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俞平伯常常从清华南院“秋荔亭”，乘车到后门内米粮库胡同四号胡适家，参加讨论。在交通不发达时代的北平，那是很遥远的路程。
要知道，俞平伯此时，已渐渐专注于《红楼梦》和其他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一个诗人、散文小品作家，正在向一个纯粹的学者转化，能如此积极关心国事，已表明其爱国者的姿态。
壬申年（1932）元旦，《中学生》月刊第二十一期，在“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总题目下，发表了五十二位学界名人的短简。其中俞平伯告诫青年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救中国，应当救中国，还要积极创造救国的条件。他向世人宣告：“不存此心，不得名为中国人。”
丁文江曾有名言，称知识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此话有些偏颇，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俞平伯写《广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惊之名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与《中学生》里的短简大唱反调，自我否定，而被批判为投降主义汉奸论调。书生啊，有时是民族理性的代表，有时是酒囊饭袋，一脑袋糨糊。
认真阅读《广亡征！》可知，其实总体上是痛彻心扉的陈词、一腔沉痛的爱国之言。但错在缺乏理性分析，遂得出悲观结论。原本是批判当权者误国之罪，却因骨子里的孤傲之气、书生之见，做出了错误的表达。
前面已介绍过的废名，对好友俞平伯看得清楚，他在《古槐梦遇·小引》中说：
我常心里有点惊异的，平伯总应该说是“深闺梦里人”，但他实在写实得很，由写实而自然渐进于闻道，我想解释这个疑团，只好学时行的话说这是一种时代的精神。
惊鸿一瞥，说得端是剀切。俞平伯身上反帝反封建的意气，一直都没有泯灭，作为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作家，在虎狼窥伺的国家危亡之时，他终不是“深闺梦里人”。他的血液里、他的文章里，激荡着爱国主义的回响。
俞平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原名俞铭衡，字平伯。曾祖父俞樾，著名经学家。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庶吉士、编修、河南学政。罢官归苏州治经学，主讲紫阳书院及杭州诂经精舍。后以会试复原官，一生著述甚多，作诗词，写小说，编戏曲，著有《春在堂全书》计一百六十种，近五百卷。俞平伯六岁时，已享弄孙之乐的俞樾方故去。
父俞陛云，晚清探花，也是饱学之士。母许之仙，是清朝松江府知府许祐的女儿，也精通诗文。俞平伯自幼从母读经书，九岁入塾从师学古文。后又入苏州平江中学，乙卯年（1915）秋，十六岁的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全家迁入北京，居北京大学后垣毗邻的东华门箭杆胡同。两年后，陈独秀携《新青年》也租住该胡同。
俞平伯十七岁时，师从北大教授、训诂学家、狂士黄侃，开始读周邦彦的《清真词》。十九岁时，第一首白话新诗《春水》发表在《新青年》。不久，又作《白话诗的三大条件》一文，据理驳斥保守派对白话诗的责难，提出新诗是“抒发美感的文字，虽主导写实，亦必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因为雕琢是陈腐的，修饰是新鲜的。文辞粗俗，万不能抒发高尚的理想”。同年，与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组织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被推选为干事部书记。次年，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上，后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五四运动爆发，他“浮慕新学，向往民主”，积极投身运动。是年，二十岁的俞平伯从北京大学毕业，准备去英国留学，离开之前，作新诗《别她》，表达对祖国的依恋之情，决心寻求救国之路。翌年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只在英国住了两个月，因费用不足，返国。
胡适的新诗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本集子，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巨碑，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开山地位，显然不可低估。胡适成为“新诗老祖宗”也顺理成章。正是在《尝试集》的影响下，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也破土而出。这是继《尝试集》后最早的诗集。胡适对《冬夜》的批评多于赞扬。胡适批评《冬夜》过于理性化，表现力薄弱，他说：“平伯最长于描写，但他偏喜欢说理，他本可以作诗，但他偏要想兼作哲学家”，“偏要做那很长而又晦涩的诗”。
俞平伯知道，那是老师胡适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这个新诗坛的少年人，要用形象思维，不能用抽象说理。胡适是器重和信任少年俞平伯的。辛酉年（1921），俞平伯刚刚加入文学研究会，胡适就找到二十二岁的俞平伯，让他删定《尝试集》第四版。
胡适的《尝试集》“增订四版”，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的新诗的集子，其文化意义不仅在开创风气、独领风骚的历史地位，更在标榜声气、指引途径、提携新人上。将这么重要的《尝试集》第四版的删定任务交给俞平伯，其深意是不言而喻的。
新诗的“老祖宗”胡适，从此再不删增《尝试集》，是对俞平伯工作的充分肯定。
俞平伯十三岁始读《红楼梦》。二十一岁与傅斯年同赴英国留学的漫长航途中，熟读《红楼梦》，便有了研究《红楼梦》的愿望。《红楼梦》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或学术——所谓“红学”——从《红楼梦》诞生，便已开始。“红学”一词，据《清稗类钞》，最早出现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后又有“咸（丰）同（治）以来，红学大盛”的记载。不过“红学”在那时不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或学术，而带有调侃戏谑的味道。真正将它作为严肃的学问对待，是辛亥革命之后。但很少从哲学、美学入手，而是各种“索隐”“释真”“考事”之类的“索隐派”成了主角。
胡适考证《红楼梦》的第一篇文章《〈红楼梦〉考证》问世，宣告“新红学”的诞生。而胡适在北大的学生俞平伯、顾颉刚，在老师胡适的启示下，其“红学”研究也硕果累累，与胡适一起，成为当时海内外公认的“新红学”权威与大师。
胡适、俞平伯等人对“新红学”的贡献有二，确立《红楼梦》为“自叙传”。首先，得到鲁迅的认可。鲁迅当时正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屡屡引证胡适考证，并说胡适的“自叙传”，“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其次，断定《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之作，后四十回为程传元、高鹗串通作伪，由高补续。
“新红学”骨干俞平伯、顾颉刚二人在辛酉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量通信，证明他的研究，弥足珍贵。如俞平伯在是年4月27日的信中说：
《红楼梦》作者所要说者，无非始于荣华，终于憔悴，感慨身世，追缅古欢，绮梦既阑，穷愁毕世。宝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5月13日又写信说：“总之《红楼梦》实事居多，虚构为少，殆无可疑。”5月30日，信中说：“从本书看本书作者与宝玉即是一人，实最明确的事实。”
特别是6月18日信中所说：
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重了，不免拘儒之见。要知道雪芹此书虽记事实，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亦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矫枉竟有些过正也未可知。
俞平伯这一段话，正确阐述了《红楼梦》艺术典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道出了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的全部奥秘。
俞平伯与顾颉刚的另一重大发现，是高鹗续补《红楼梦》后四十回。
一次，俞平伯在旧书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书写得颇为无聊。但该书“凡例”前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经考证，证明确是高鹗补了《红楼梦》后四十回。
俞平伯潜心研究《红楼梦》，屡有发现。顾颉刚劝说俞平伯将《红楼梦》研究作为“终身事业”，挑起历史大任，日后必定“大功告成”。
1923年3月5日，顾颉刚为俞平伯的第一本红学专著《〈红楼梦〉辨》作序，说：
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后来的不少红学家读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文章，多有取其椟而还其珠者，而俞平伯得其椟更得其珠。
到了1954年秋，继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又开始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而引导了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而事情的导火线，是李希凡和蓝翎两个青年合作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
实际上，在1954年7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就召开了《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公开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大幕拉开了。
出席此次座谈会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俞平伯，还有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的作者李希凡和蓝翎，共计七十余人。会上，发言者们批评了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念。会场上谈笑风生，并不紧张，俞平伯也极为自然、冷静。
“两个小人物”发言了，首先表示是来学习的，其次对俞平伯一向敬重，文章观点不同，但没有扣帽的想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分别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
因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后来批判俞平伯的活动，有六次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组织、主持批判会的是该所所长何其芳。他在会前着重指出：“会议的性质是学术讨论会，对所讨论的问题过程中，应提倡说理的态度……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批评。”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与李广田、卞之琳被称“汉园三诗人”，后也研究《红楼梦》。京城著名学者大都参加了批判会并积极发言。
据《〈红楼梦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与俞平伯》的作者马靖云说：
钱锺书感到俞先生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实了。钱锺书认为做和尚在当时不一定就是最坏的。鲁智深、武松做和尚，也好像可以做得；明代有许多民族英雄人物也做了和尚。对“红楼梦”三个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亚在一些戏剧中也有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但不能说他具有佛家思想……贾家这样的人家，做了许多坏事，结果自然就是坏结局。
余冠英、李健吾、毛星都做了发言，皆按照何其芳会前定的调子，进行学术讨论。有时发言者之间，还有争论。力扬发言时，说文学所的讨论还算实事求是，而外面发表的相关文章，则有不乏简单粗暴等问题。文学所里，在何其芳的主持下，和风细雨地讨论学术问题，而社会上对俞平伯的批判，已轰轰烈烈。
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等文章，是以意识形态代表学术研究的应时应景之作，影响极为恶劣。社会上报刊已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由学术问题转向政治范畴，公开发表了俞平伯和胡适有关学术讨论的私人信件，为不久开展的全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做舆论准备。
任何政治运动，总有落井下石者，有趁火打劫、造谣诬陷者，文化圈子中尤为突出。这时就有人在《人民日报》发文揭发俞平伯垄断研究资料的问题。
俞平伯不服：“有人说我霸占材料，与事实不符。事实是我曾给北大图书馆写过一封信，指出该馆收藏的某个《红楼梦》抄本有珍贵价值，应作善本对待，不宜随意出借，以防损坏。纯属爱护文物的意愿，希望文学所代为说明。”
《人民日报》发表揭发俞平伯垄断材料一文前，曾打电话向北大图书馆和文学所询问过是否有垄断之事。但在北大图书馆、文学所皆证明根本无此事之后，仍发表了这篇诬陷俞平伯的文章。这毕竟是捏造丑闻，所以垄断之说，不了了之。
学术问题，要探明真理，要更坚持真理。俞平伯面对全国批判的浪潮，勇于坚持真理，毫不畏惧，更不妥协。俞平伯找到何其芳，承认自己受胡适影响，自己的烦琐考证或可对读者有影响。但那只是研究方法问题。他表示，自己坚持三点。其一，无论如何，《红楼梦》是很难解释的；其二，无论如何，曹雪芹是有“色空”观念的，并以之开始，以之收尾；其三，无论如何，有关《红楼梦》的“自传说”是不对的，但如果说带有自传成分是可以的。
在那个政治代替一切的年代，一介书生俞平伯坚持这三个“无论如何”，可视为公然对抗主流话语、挑战政治运动的鲜见的壮举。
俞平伯自落“红尘”，乐于斯，悲于斯，幸与不幸，只有他自己深解此中滋味。晚年，他曾作《红楼梦缥缈歌》，最后四句是：
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将此意问曹侯。
其一生感慨，皆寓其中。
1986年1月20日，八十七岁的俞平伯，已满头白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社科院院长胡绳在致辞中，称俞平伯是有贡献的爱国学者，他的“红学”研究具有开拓性，取得了重大成就。1954年对俞平伯的政治批判是不正确的。那次政治围攻，从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俞平伯老人平静而从容地用乡音朗读了自己的“红学”新作《旧时月色》。
俞平伯的旧体诗，得其清末探花诗人父亲俞陛云的真传，有着深厚扎实的功底，甚得诗界的推崇。叶圣陶夸他“天分高，实践勤，脚踏实地，步步前进，数十年如一日”，叶恭绰在《古槐书屋词·序》中赞他“于词所造既深，而又能审音度曲”，“功力深至，迥异时流”。俞平伯乃兼擅新旧两种诗体的诗人，他创作旧体诗时间如此之久、数量如此之多，诗意如此之丰盈葱茏，境界如此之淡泊清幽，艺术如此之圆润纯熟，风格如此之鲜明，诗坛怕再无别人。
写旧体诗，成为俞平伯自娱、抒发情感、张扬个性的重要形式。“文化大革命”初，他在老君堂的“古槐书屋”被占，被挤到放置刻书雕版的别院小屋居住。他写了一首诗：
先人书室我移家，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隔墙犹见马缨花。
该诗“怨而不怒”，甚或“温柔敦厚”，但结果，在学部文学所，还是挨了一顿狠批。不料，没过多少日子，他在《“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一诗里，却再次提到马缨花：
马缨花发半城红，振臂扬徽此日同。
一自权门撄中怒，赵家楼焰已腾空。
回忆自己年轻时，在马缨花开遍京城时，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马缨花见证了俞平伯少年时的意气风发、暮年时的寂寥和苦痛。
1977年，为怀念“嬿婉同心六十年”的老妻，俞平伯写旧体长诗《重圆花烛歌》，读之令人动容：
兼忆居停小学时，云移月影过寒枝。
荆扉半启遥遥见，见得青灯小坐姿。
俞平伯是“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式的文人，只要受到别人一次看重，便不惜为他做出百次牺牲。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时，何其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护了俞平伯。为此，何其芳还受到责难和批斗。俞平伯在何其芳逝世时，来到西裱褙胡同三十六号何宅哀悼，还写《纪念何其芳先生》诗，其情谊真挚动人：
昔曾共学在郊园，喜识“文研”创业繁。
晚岁耽吟怜《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
习劳终岁豫南居，解得耕耘胜读书。
犹记相呼来入苙，云低雪野助驱猪。
胡适在《蕙的风·序》中，说俞平伯诗的“音调、字面、境界，全是旧式诗词的影响”。从旧诗和词曲里蜕化出来，熔铸词曲的章节于其新诗中，当代诗人无人可与俞平伯相比。而他写旧体诗之水平，也无人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