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俯瞰
第四章
艺术俯瞰
诗人喜欢将情感倾注于笔端，导演喜欢将思想呈现给镜头，戏剧大师通常在舞台上展示才华。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几百年来深受大众喜爱。若能重新翻看纳斯列丁·霍加的幽默故事、纳默克·凯马尔的战争剧、李凡纳利的“荣誉谋杀”与“孤狼”锡兰的另类电影，观者的心底必然会再度掀起波澜。
神秘的古典文学
和许多国家一样，土耳其最早的文学作品均出自于行吟诗人口口相传的神话和史诗，充满了神秘色彩。在13世纪之前，土耳其的古典文学主要是突厥语文学，13世纪之后，古典文学渐渐分为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两大部分。
◎突厥语文学
突厥语文学是土耳其古典文学的代表，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部分，前者主要是行吟诗人传诵的神话和史诗，著名代表作是由12个故事组成的《科尔库特之书》，大约成书于15世纪中期。
《科尔库特之书》主要描写了英雄科尔库特参加中亚远征，最后到达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的经历。书中有大量关于突厥人信仰伊斯兰教前的神话传说、风俗、信仰的描写，对研究突厥民俗史和语言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书面文学的代表作有11世纪突厥语文学家哈穆特·喀什喀尔勒编写的《突厥语大辞典》和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的劝诫性叙事诗《福乐智慧》。这两部作品被誉为突厥语文学最早的辞书和古典文学作品，开创了伊斯兰突厥语文学的新时期。
宫廷诗人富祖里长诗《莱伊丽和马季农》插画
◎宫廷文学
奥斯曼帝国于13世纪崛起以后，土耳其的古典文学由突厥语文学发展为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
宫廷文学主要以诗歌为主，大多为赞颂爱情、春天、美酒之作及宣扬神秘主义世界观，辞藻华丽典雅，韵律悠扬欢快，著名诗人有鲁米、苏尔坦·韦莱德和阿舍克·帕夏。尤其是阿舍克·帕夏所作的《异乡苦修者的故事》，该书共十章，每章都以各种自然现象作比喻，告诫人们扬善抑恶，既神秘又富有哲理。
16世纪是宫廷文学的黄金时代，代表人物是文采斐然的宫廷诗人巴基和富祖里。巴基的诗歌格调高雅，被誉为“诗圣”。他的名作《卡努尼挽歌》，表达了诗人对密友卡努尼苏丹逝世的悲痛心情。富祖里是一位嫉恶如仇的人，经常以作品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在长诗《莱伊丽和马季农》中，讲述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悲剧，以此控诉封建道德的罪恶。
17世纪中叶，土耳其出现了一些优秀散文作家，如埃弗利亚·切莱比、帕切维、考琪·贝依。埃弗利亚·切莱比曾跟随奥斯曼军队走过很多地方，当漫长的军旅生涯结束以后，他将自己五十多年的旅行经历写成一部巨著《旅游札记》。该书内容包括作者本人亲历的异域风光及各种民族风情，语言生动，情节有趣，读来令人趣味盎然，对研究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间文学
与宫廷文学并行发展的是继承突厥口头文学传统的民间文学，作者多是行吟诗人或托钵僧。诗歌内容既有对神秘主义思想的宣扬和对爱情的歌颂，也有反对暴政的。
民间文学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纳斯列丁·霍加、尤努斯·埃姆莱、皮尔·苏尔坦·阿布达尔、卡拉贾奥兰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口头文学家纳斯列丁·霍加，他的代表作《纳斯列丁笑话》在世界各地长期广泛流传，书中的笑话和逸闻诙谐有趣，充分展现了土耳其人民的聪明才智及幽默乐观的性格，并嘲讽了统治者的愚蠢和伪善。
霍加本人因为作品的广泛影响力，成为亚洲和部分欧洲国家民间文学中的“世界性形象”。为了纪念他的成就，阿克谢希尔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纳斯列丁·霍加联欢节。
霍加
霍加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某天深夜，他睡不着起来在街上游荡，一个守夜人觉得奇怪，便问：“您在做什么？”霍加回答说：“梦逃跑了，我正在追寻它。”守夜人又问道：“人人都说您聪明，您能告诉我，当新的月亮出来后，旧的月亮做什么用呢？”霍加回答说：“旧的月亮被切成碎片，放到天上做星星啦！”
新文学运动三杰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进入“坦齐玛特”时期，即“革新时期”。该时期的土耳其文学逐步摆脱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作品形式变得多种多样，出现了话剧、小说、杂文、政论等新体裁，同时又有大批新思潮文学作者创作出一系列带有新气象的文学作品——他们的引领者就是新文学运动三杰：易卜拉欣·锡纳西、齐瓦·帕麦、纳默克·凯马尔。
◎从传统戏剧到现代戏剧
土耳其最早的戏剧是产生于史前的木偶戏、歌舞、伎艺，通常只带有简单的故事情节。迁入小亚细亚半岛后，戏剧作品吸收和融合了拜占庭、波斯、阿拉伯文化，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4种传统戏剧形式，即说唱、对战、木偶和皮影、场戏。
说唱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由一人演出，以说学逗唱来引人发笑；对戏通常在重大庆典中演出，题材大多表现奥斯曼军队同基督教国家、波斯等国的战争；木偶和皮影由中国传入，渐渐成为土耳其最古老的剧种，两个主要人物通常在台上表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趣闻；场戏从皮影演变而来，由真人代替皮影，主要人物也是两名，另有若干配角，通常在露天演出。
1839～1908年是土耳其的“坦齐玛特”时期，在此期间，奥斯曼帝国提倡面向欧洲，并对政治、经济进行了多方面改革。可喜的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也出现了与古典奥斯曼时期作品迥然不同的新文学。尤其是从欧洲传入的西方戏剧，在土耳其带动了一批现代戏剧，欧洲式剧院也在土耳其开始出现，比如居吕·阿普高剧院、格迪克帕麦剧院。
在这段时期里，作为新文学运动三杰，易卜拉欣·锡纳西、齐瓦·帕麦和纳默克·凯马尔不仅翻译出大量的欧洲诗歌和小说，还向土耳其人介绍优秀的西方戏剧，创作出大量本土剧本。
◎多才多艺的纳默克·凯马尔
1859年，锡纳西发表了剧本《诗人的婚姻》，揭开了土耳其现代戏剧的帷幕。这是一部风俗喜剧，内容体现了土耳其的婚礼习俗和妇女地位的低下，引起人们的反思，呼吁妇女要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奋斗。
纳默克·凯马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法语，有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散文，甚至还有通讯报道。他的诗作大都充满革新思想和斗争激情，崇尚自由、反对专制，被人们誉为“自由的诗人”。当时的统治者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将其监禁和流放，因此凯马尔的许多优秀作品都在艰难环境中写成。他的文学成就以小说最为突出，长篇小说《警觉》和《杰兹米》等都是影响较大的作品，他的农村题材小说还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
1873年，凯马尔发表了四幕剧《祖国还是水手长的哨子》，主要情节是土耳其人民在1854年同俄国作战中，保卫锡利斯特拉城堡的片段。整个剧本的细节打造得很有代入感，表演时极富感染力。首次上演结束后，激动不已的观众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反对苏丹暴政的示威活动。后来，凯马尔又创作出《可怜的孩子》《阿基夫先生》等优秀的剧本。
绘画描述了1854年第九次俄土战争中，土耳其军队在奋力保卫锡利斯特拉城堡的场面。
在新文学运动三杰的带动下，土耳其涌现出一大批剧作家。不管是从形式，还是从主题、格调等方面来看，他们的各类文学作品均呈现出欧洲戏剧的明显风格。
纳齐姆·希克梅特
现代诗歌的奠基者
“不，亲爱的，这绝不是空谈/我像一粒子弹穿过十年监狱的岁月/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是老了一点吧/但依旧是那颗心，依旧是那颗头颅”——时隔半个多世纪，再读希克梅特的诗句，仍然感觉他的那颗子弹似能穿透岁月，射中所有人的心灵。
◎诗歌先行者
希克梅特全名纳齐姆·希克梅特·冉，1902年出生在萨洛尼卡的一个贵族官僚家庭，后来全家迁居土耳其故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14岁时，他为海员们写下一首诗歌，得到当时海军部长的赞扬，并获邀进入海军学校。
1921年，伊斯坦布尔处于外国军队占领之下，希克梅特与许多爱国诗人前往安卡拉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写下不少反响巨大的诗歌。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特意召见了他们，说：“现在一些青年走上写内容空洞的所谓现代诗的歧途，我建议你们写目的明确的诗歌。”
当年，希克梅特前往苏联。在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下，开始转向自由诗体的创作。土耳其共和国刚刚成立，文学创作渐渐复苏，涌现出一批思维活跃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写下大量诗歌作品的希克梅特成为该群体的先行者。
回国以后，这位诗人因创办一份左派杂志而被捕，后又逃至苏联。等到土耳其全国大赦，他再次回到祖国，但在其后的十年里一直处于监控或牢狱之中。艰难的岁月里，诗人仍然坚持出版了9本诗集。1938～1950年间，希克梅特继续在土耳其和苏联两国之间辗转。1951年，他因定居莫斯科被土耳其政府以“叛国罪”开除国籍。1959年，诗人加入了波兰国籍，4年后于莫斯科病故。
从1924年到1950年，希克梅特11次遭到起诉并多次被判刑，在土耳其境内度过了大约17年的牢狱生涯。
◎被解禁的作品
希克梅特的许多诗歌作品都收录在《八百三十五行》《1+1=1》《已经三个了》《沉默的城市》等诗集中。这些诗歌真切反映出人民的苦难，号召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建设新生活而坚持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那段艰难时期，他写下长诗《致塔兰塔·巴布的信》和政论《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入狱期间，他的作品《我的同胞们的群像》生动刻画出土耳其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政客和作家等人物形象。此外，他还写过不少剧本与小说，比如《被遗忘的人》《土耳其故事》《罗曼蒂克》等。
纵观以上作品可以看出，希克梅特的作品从抒发个人感慨慢慢转向现实主义，具有直触社会现实的鲜明思想性，因此他本人在土耳其国内被视为“现代诗歌的奠基者”。更可贵的是，希克梅特在诗歌中引入口语和自由诗，使其意象丰富，感染力极强，彻底革新了土耳其的诗歌传统。1965年，他的作品在国内开始解禁，仅在一年之中便出版了20多部新旧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获得列宁国际和平奖等多个奖项，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广泛流传。
进入新世纪，希克梅特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多的承认和爱戴，50万土耳其人签名请愿要求为他恢复国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宣布将2002年定为“希克梅特年”。2009年，土耳其政府终于撤销58年前的决定，恢复了纳齐姆·希克梅特的土耳其国籍。但是，这位伟大诗人的临终遗愿一直未能实现，他希望能够安葬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一棵梧桐树下，可自己却永远留在了莫斯科。至今，一块黑色花岗岩墓碑上还刻着他逆风前进的身影。
纳齐姆·希克梅特的诗及日本儿童给他写的感谢信
文坛巨擘奥尔罕·帕穆克
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是指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土耳其作家费利特·奥尔罕·帕穆克。尤其是帕穆克，人们还把他视作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称其为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
◎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
1952年，帕穆克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中等家庭，父亲是建筑商，母亲是全职家庭妇女，家境比较优越。他从小在一家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接受英语教育，后来由于父母离异，遂跟着母亲度过了一段贫困的日子。高中时，帕穆克进入罗伯特学院，一边学习一边开始偷偷写作，毕业后出于全家的期望，不得不前往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学习建筑学。但在三年后，帕穆克终于决定放弃学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创作之路。此时，他刚刚23岁。
7年之后，这位年轻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该作品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和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从1985～1988年间，帕穆克在美国度过了三年，先后访问过哥伦比亚大学、艾奥瓦大学，而后一直生活在家乡伊斯坦布尔。
在此期间，他的历史小说《白色城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时报》曾称：“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1997年，他的《新人生》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2002年，他本人最钟爱的小说《雪》问世，这是一部很有思想深度的小说。在书中，帕穆克尝试用一种新的写作方法描述与政治有关的故事。2003年，他又出版了另一部关于细密画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作品获得世界上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一举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土耳其人
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帕穆克赢得了无数赞誉，作品也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广为流传，有些评论家甚至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
2005年，帕穆克的作品《伊斯坦布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令他没想到的是：此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由于几位评奖委员对于是否应该给他评奖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最终，帕穆克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不过，这巨大的遗憾很快得到了弥补。2006年，《我的名字叫红》顺利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为他捧回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7万美元）的巨额奖金，帕穆克由此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土耳其人。当时，瑞典皇家学院给出的评奖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那么，帕穆克本人是怎么想的呢？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他发表了一次演讲《爸爸的手提箱》，这位文坛大师说道：“小说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书桌前创造出的东西，是一个人退却到一个角落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这正是文学的意义。文学是人类为追求了解自身而收藏的最有价值的宝库。我们需要耐心、渴望和希望，创造一个只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深刻世界。真正文学的起点，就从作家把自己与书籍一起关闭在房间里的那一刻开始。”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畅销小说家奥尔罕·帕穆克在纯真博物馆内
“国宝级”作家李凡纳利
若问中国人，谁是现在最好的土耳其作家，也许有人会回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穆克。但若是问土耳其人，得到的回答肯定是李凡纳利。李凡纳利是谁？他是土耳其的“国宝级”作家，是土耳其的国民偶像。就连帕穆克也得承认：“李凡纳利是土耳其音乐、文化及政治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大师的双层光环
身为国宝级人物，李凡纳利有着耀眼的双层光环，他不仅是土耳其当代文学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在土耳其国内，这位艺术大师拥有足够的实力与大批忠诚的粉丝。他创作的歌曲有30多首在土耳其家喻户晓；他为土耳其电影《自由之路》配乐的曲子，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他的早期小说《炼狱中的孩子》由瑞典、德国拍成电视片；他执导的电影《铁地铜天》《迷雾》《veda》等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屡屡获奖。
能够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意味着李凡纳利必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确实，他的历程充满曲折与艰辛，写作与音乐、和平与斗争几乎填满了整个生活。李凡纳利出生于1946年，早先是安卡拉的一位出版商。25岁时，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出版社关门歇业，李凡纳利受到牵连被投入了军事监狱，后又流亡欧洲8年。此番变故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凡纳利开始着手写书，同时在游历瑞典、法国与德国期间，他又系统学习了欧洲音乐史。38岁那年，这位流亡者终于回到了土耳其定居。
1995年，李凡纳利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1999年，他被公认为土耳其的国民偶像，并在当年关押自己的安卡拉军事监狱旧址，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音乐会，吸引了50万土耳其人前来参加；2002～2007年，他出任土耳其国会议员，成为发起土耳其一库尔德和平运动的先驱之一；2009年，这位经历复杂、背景深厚的新锐人物又凭借作品《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一举夺得代表土耳其文坛最高成就的奥尔罕·凯马尔文学奖。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曲折的人生经历让李凡纳利在艺术方面有了不俗的表现，最能代表他个人艺术成就的当属《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这部小说畅销世界各国，在全球20多个国家再版53次，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又荣获有着“土耳其奥斯卡”之称的安塔利亚金橙电影节的9项大奖。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讲述了一个关于“荣誉谋杀”的故事：来自土耳其乡下的15岁少女玛丽，不幸被身为族长的大伯强暴，她痛苦地发现全家人在等待自己用一根绳子自行了结，而表哥这位退役军人正担负着谋杀自己的任务。在片子里，李凡纳利安排玛丽走出乡村来到海边，并在教授伊凡的引导下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
本片曾在北京的798艺术区放映，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李凡纳利说，在今天土耳其以男性为主导的东南部农村地区，这种“荣誉谋杀”依然存在，因为自己不希望任何一个无辜者死去，所以片子里也就没有让任何一项“荣誉谋杀”得逞。至于为什么以大海作为结局，他说：“我就是想让这部作品从陆地开始，以大海结束；从没有希望的生活开始，到有希望的生活结束；从更加传统更加封建的思想开始，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现代的思想结束。”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dvd封面
在这位艺术家的心里，该有多么希望那些在底层苦苦挣扎的小人物能够看见希望、看见幸福啊。他把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呈现在影片里，也为无数观众带来了希望的光芒。
影界“孤狼”努里·比格·锡兰
努里·比格·锡兰可能是土耳其最近10年里最具个性的一位导演。他在各大电影节上呈现出来的高度艺术化作品，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不少中国影迷幽默地称其为“nb锡兰”。但在国际影坛上，这位个性导演还有另一个名号——“孤狼”。
◎另类电影大师
锡兰于1959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通过了一段西至伦敦、东到加德满都的远距离旅程。回国后，他服完兵役彻底改变了志向，在土耳其著名的米玛·锡南艺术大学学习了两年电影制作。
有些人可能生来即为艺术而活，锡兰就属于这一类群体，而且更精于艺术的另类表现。1995年，他的第一部短片、时长20分13秒的《茧》，便在当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的最佳短片提名。这部片子从头到尾没有对白，黑白画面中只有一对老夫妻站在田野里任风吹拂，仅用乡村小镇、对坐无言、风吹草叶等影像和声音营造出一种渗透人心的诗意与忧伤。
接下来的其他几部长片作品更是顺风顺水。1998年，锡兰的长片处女作《小城岁月》，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青年导演论坛”最佳影片奖；2000年，第二部长片作品《五月碧云天》首次入围柏林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2003年，第三部长片作品《远方》在戛纳电影节上一举夺得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奖。
《小城岁月》获奖的那一年，中国导演贾樟柯也飞赴欧洲，当时最吸引他的就是此片。他说：“这是一部用电影语言超越语言的电影，不用听懂对白看懂字幕，仅仅通过电影画面已经能够理解导演的世界。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天气，雪后的寒冷，孩子们身体里散发出来的热气，被雪冻得麻木的双肢，袜子上掉下来的水和炙热的火炉相碰撞冒出来的蒸汽……都是这部电影的诗句。”
2014年在法国戛纳电影节红毯上的努里·比格·锡兰（左起五）及其他演员
◎不动声色地呈现情感
其后的几年里他又完成了三部作品，即2006年入围戛纳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的《适合分手的季节》、2008年获得最佳导演奖的《三只猴子》和2011年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安纳托利亚往事》。
《适合分手的季节》由他和妻子上阵主演，这位新锐导演运用超长的静止镜头或缓慢的平移镜头将人的孤独情感不动声色地呈现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沉默意识流美学”。他不但擅长从繁复的生活细节去揭示人的内心情感，也积极用镜头去对准某些社会问题。《三只猴子》讲述了一桩车祸顶包案，导演用三个家庭成员的情绪波动来暗喻“不看、不听、不说”，影片在结局出现最精妙的处理：司机得知儿子成了杀人凶手后，找到另一个更贫苦的咖啡店侍从，让他替儿子顶罪。《安纳托利亚往事》则通过一起寻尸案，展示出大量的社会问题及主人公微妙的心理变化。
锡兰的作品并不多但部部皆属精品，仅凭这6部长片即获得了全球37个奖项和12个提名。2014年，一部《冬眠》又助他夺得戛纳金棕榈大奖。
高品质的艺术影片令一批观众将他奉若神明，也引来不少异见。锡兰对此似乎毫不在意，坚持低成本拍摄，继续使用非职业演员，通过影片一点点剥离出生活的真相，去触及每个人内心深处隐瞒已久的灵魂本性。相对于喧嚣迷离的世界影坛，他就像一匹行走的狼，孤独地坚守，虔诚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