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
朱元璋的所谓洪武功臣的下场无外乎三种，第一是获罪被杀；第二是无罪赐死；第三是侥幸逃脱。而第三种在洪武一朝为数极少，仅仅限于汤和、邓愈、郭英、沐英、耿炳文等几人而已。其中，邓愈早死，儿子还是没有逃过，沐英远镇云南，郭英则因宁妃的缘故，耿炳文虽则逃过暂时，可是，永乐时终难免橫死。所以，包里归堆，也只有汤和一个人罢了。
朱元璋若是以功业和规模来论，在宋tai祖之上，他之后的两位号称是一时的雄才大略的人物康熙和毛爷爷对朱元璋的评价都不低，康熙本人尽管有借朱元璋缓和民族矛盾的政治意图，但是，如果不是敬佩有加的话，也没有必要对这位开国tai祖说出“治隆唐宋”一类标语口号式的评语，而毛爷爷一向目无余子，唯独对朱元璋情有独衷，想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盲目崇拜。
朱元璋出身草莽，当于乱世，适时，群雄并起，情形并不下隋末，朱元璋没有门荫可依，也没有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所以，他后来以此自骄并非虚夸。朱元璋亲手创立的一些重要的制度以致于影响到近现代，长达五六百年之久，不能不说其人的能力出类拔萃。朱元璋在历代开国帝王中也是以励精图治著称的，他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斯民小康的局面，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然而，很多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帐，朱元璋虽敬业劳著，可是，获得的评价实在是低的很，至少和他的个人努力不成正比。即使在毛爷爷时代，上层一再拔高朱元璋，但是，仍然可以听到许多来自不同层面的对这位明tai祖的冷嘲热讽，毛爷爷死后，大骂朱元璋的作品接连上市，时至今日，朱元璋在人们心目中依旧是面目可憎。为什么呢？除了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晚年的肆意屠杀功臣留给后世的阴影，所以，研究一下洪武功臣的下场对于整体了解朱元璋的为人行政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兴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也就是著名的胡蓝党狱，经过这两次集中杀戮之后，活跃在十四世纪中国政坛长达三十年的淮西政治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然而，这两次屠杀也只不过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庞大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章节，并非全部，其实，如果细细读来，朱元璋早在洪武七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清洗功臣了，只是因为那时候数量较少、手段比较隐蔽、方法比较柔和，所以，并不引人瞩目。
洪武十年之前，朱元璋前后一共杀害了两名功臣，如果把死因不明的刘伯温算上，则有三个。他们是：淮安侯华云龙、德庆侯廖永忠。他们两个人的罪名都是违制。华云龙是因为“据元相脱脱第宅，僭用故元宫中物”得罪，《明史》上没有说明华云龙的死因，只是含糊的说他“未至京，道卒”，但是，也语焉不详的道出了一点细节－－“召（华云龙）还，命何文辉往代。”，何文辉是何许人也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在明史的本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和李文忠等人齐名的军事特务，是朱元璋的义子，长年负责代替朱元璋监临统军诸将的类似于后来的锦衣卫头子似的人物，以他这样的身份被派到北平显然是特别具有深意的。据谈迁考证，华云龙是被赐死的，死的也还算是体面，因为随后朱元璋让他的儿子华中接替了侯爵，功臣没有除爵，应该是洪武朝的“善终”。
德庆侯廖永忠是兄弟共同辅佐朱元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廖永忠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奉命凿沉小明王韩林儿的坐船，给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朱元璋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居然没有封给廖永忠上赏，当然，理由还是老一套，就是亲近儒生、窥测朕意等。曾几何时，廖永忠几乎杀身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廖永忠，而后平蜀，以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永忠因“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五年之后，儿子廖权才被允许袭爵，而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兄弟是方孝孺的弟子，后来奉命劝降方孝孺，不果被杀（理由居然是给方孝孺收尸）。
同参军国事右御史大夫领台事兼太子谕德卫国公邓愈（洪武十年，讨吐番还。道病，至寿春卒，年四十一。追封宁河王，谥武顺。长子镇嗣，改封申国公，其妻，李善长外孙也，善长败，坐奸党诛。）
右丞相忠勤伯汪广洋（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言刘基为惟庸毒死，广洋宜知状。帝问之，对曰：“无有。”帝怒，责广洋朋欺，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同参军国事加太子太师宋国公冯胜（数以细故失帝意。蓝玉诛之月，召还京。洪武二十七，赐死，诸子皆不得嗣。）
同知大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师颖国公傅友德（洪武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寻副宋国公胜分行山西，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卫。是冬再练军山西、河南。明年，偕召还。又明年赐死。子忠不得嗣。嘉靖元年，云南巡抚都御史何孟春请立祠祀友德。诏可，名曰“报功”。）
参知政事兼太子副詹事南雄侯赵庸（洪武二十三年，以左副将军从燕王出古北口，降乃儿不花。还，坐胡惟庸党死。爵除。）
湖广行省平章营阳侯杨璟（镇北平，练兵辽东。洪武十五年八月卒，追封芮国公，谥武信。子通嗣，二十年帅降军戍云南，多道亡，降普定指挥使。二十三年，诏书坐璟胡惟庸党。）
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临川侯胡美（洪武十七年坐法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子婿刑死，美赐自尽云。）
山东行省平章政事东平侯韩政（洪武十一年二月卒，帝亲临其丧。追封郓国公。子勋袭。二十六年坐蓝党诛，爵除）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大都督同知济宁侯顾时（洪武十二年卒，年四十六。葬钟山。追封滕国公，谥襄靖，祔祭功臣庙。子敬嗣侯。二十三年追论胡惟庸党，榜列诸臣，以时为首。）
吴王左相兼佥大都督府事靖海侯吴祯（洪武十一年，奉诏出定辽，得疾，舆还京师。明年卒。追封海国公，谥襄毅，与良俱肖像功臣庙。子忠嗣侯。二十三年追论祯胡惟庸党，爵除。）
秦王武傅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巩昌侯郭兴（洪武十六年巡北边。召还，逾年卒。赠陕国公，谥宣武。二十三年追坐胡惟庸党，爵除。）
署河南行都督府府事临江侯陈德（洪武十一年卒。追封杞国公，谥定襄。子镛袭封。二十三年，追坐德胡惟庸党，爵除。）注：病薨，儿子跑不了。
云南布政司事汝南侯梅思祖（洪武十五年卒，赐葬钟山之阴。二十三年追坐思祖胡惟庸党，灭其家。）
…………就不一一列举了。
朱元璋本人出身微寒，深知民间疾苦，所以，比较痛恨官吏违反的事情，他执政期间处分贪污、挪用、空印、盗饷等罪行最重，不惜以骇人听闻的剥皮实草置之。因而，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以功乱法也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朱元璋自己的驸马因为乱法而被处死，因此，其他人更加不在话下。可是，唯独像所谓的僭越龙凤这一类的事情最为模糊，类似于莫须有，比如后来明成祖嫉恨耿炳文，就指使陈瑛以这样的罪名揭发耿炳文，以致于炳文自杀，可见，这种罪名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和朱亮祖等人的罪过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联系到华云龙赐死当年朱元璋颁发的《资世通训》中警告臣僚，“勿欺、勿蔽”的话语时也就不难理解廖永忠和华云龙的取死之道了。
刘伯温的死是比较离奇的，刘伯温和杨宪都是淮西集团的眼中钉，所以，刘伯温虽以大功，止封伯爵，而且，在洪武初年就致仕还乡了。按照朱元璋和刘伯温的次子刘璟的对话，刘伯温是死在胡惟庸的手中，但是，洪武八年，刘伯温死的时候，胡惟庸正是宠信正隆、如日中天，刘伯温之入京的原因按照明史的说法是胡惟庸离间朱元璋造成的，但是，明史作者张廷玉同时比较晦涩的指出：“帝虽不罪基（刘伯温），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刘伯温活着的时候就被夺取爵位，处分显然相当严重，刘伯温佐命朱元璋，屡出奇谋，朱元璋当然不能不考虑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比例。而刘伯温能够受之胡惟庸推荐的医生之药而不疑，自然是医生来的有背景。这点，刘伯温自己有过预见：“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所以，刘伯温的后人见到朱元璋从来只提胡惟庸的毛病，一语不及朱元璋，联系到后来的徐达、李文忠的死因之蹊跷，得证刘伯温之死也应该不是胡惟庸这一层面人物能够下手解决的了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一直以元朝的弊政作为提醒自己的名言，他多次表态说：“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明tai祖实录》卷五九）从朱元璋称吴王时期，李善长、徐达就是中书省的右左丞相，但是，到了开国后的洪武四年，朱元璋让李善长致仕，徐达虽然还一直兼任着中书省的丞相，但是，徐长年领兵在外，并不参与朝政，这时，朱元璋的亲信是汪广洋、杨宪这几个人，随后，杨宪被淮西集团构陷遭杀头，汪广洋成为朱元璋的实际办事的丞相，朱元璋把他比作张良一流的人物。此时，胡惟庸进入了宰执的行列。
胡惟庸是在朱元璋起兵后的第三年投靠的朱元璋，他是安徽定远人，是淮西集团核心的籍贯，李善长也是定远人，沐英也是定远人，当时有人写诗比喻淮西集团是：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胡惟庸在朱元璋手下混了十二年也才做到县主簿，但是，后来由于李善长的援引，很快被提拔到了中书省参知政事，而后又代替汪广洋出任中书省左丞，杨宪死后，胡惟庸逐步得宠，朱元璋问策于刘伯温关于宰相的人选时已经把胡惟庸列在其中，这还是洪武三年之前的事情，可见，胡惟庸当时在朱元璋的眼中的地位了。
但是，包括胡惟庸、李善长在内都不明白朱元璋的本意，朱元璋其实早就不想设置宰相了，他之所以让李善长罢相，贬逐汪广洋，并不是为了给胡惟庸腾出空间，而是给自己兼任宰相制造口实，这点只有聪明的汪广洋读懂了，所以，朱元璋让他回来做右丞相以钳制胡惟庸的时候，汪广洋只是喝酒，不问政务，联系到汪广洋之前的“屡献忠谋”，几乎很难令人理解，而实际上，汪广洋看透了朱元璋的本意，也正为此，朱元璋后来才下决心整死汪广洋。
胡惟庸之所以被提拔重用，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行政上从来都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朱元璋虽然依靠淮西集团起家，但是，一旦大功告成，这个羽翼丰满的政治军事集团就成为朱元璋在背的芒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文臣的头子，经年经营地盘，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势力，所以，朱元璋虽然口头上说善长“功甚大，宜进封大国。”而暗中则指使汪广洋、陈宁弹劾李善长，败坏李善长的政治声誉。胡惟庸不过是朱元璋原来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而且又是李善长阵营的力量，才决定把胡惟庸抬起来以制约善长的，然而，他没有想到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皇帝的本意不过是想把宰相变成高级秘书、帮办的宏伟战略意图，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搞好个人关系，这让朱元璋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恼火，不能不重视了。史称胡惟庸“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和朱元璋的骨子里的的指导思想“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皇帝不杀他已经不行了，有点时不我待的感觉。
朱元璋的步骤很紧凑，先是杀了他一直觉得不对劲的汪广洋，然后让涂节上表告变，说是胡惟庸联络陈宁等人准备造反，就此杀掉了一大批功臣宿旧，包括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至一万五千余人，而后在洪武十九年穷治胡党，竟然编造出了胡惟庸通倭的证据，就此又杀了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最后连李善长也成了胡党最后的党徒。其中，吉安侯陆仲亨十七岁开始追随朱元璋起义，朱元璋说他是“此我初起时腹心股肱也”，而后在所谓的谋反审讯过程中，朱元璋明明知道陆仲亨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逆不道，仍然自己编造了一个借口说：“朕每怪其居贵位有忧色”这简直就是莫须有的罪名了。平凉侯费聚连儿子费超的命都给朱元璋赔进去了，反过头来还要被朱元璋说是胡党，朱元璋说费聚是“聚曩使姑苏不称旨，朕尝詈责，遂欲反耶！”陈年的老帐都翻了出来，可见，费聚不死都不行。这点就是《明史》作者都看不过眼去。
在胡惟庸死后，朱元璋毅然废除了丞相制度，暴露出他蓄谋已久的真实想法。
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虽然和胡惟庸有姻亲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把李善长牵连进来，只是贬斥了李存义而已，但是，李善长不知是什么缘故居然没有谢恩，这让朱元璋老大的不快活，联系到洪武初年李善长的种种骄横的做法，朱元璋准备对李善长动手了。
对付李善长这样的功臣第一，自然不能向对付胡惟庸那样简单，偏偏李善长因为建造府邸的缘故向汤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让汤和给告发了，善长又给丁斌求情，这让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严酷的刑讯逼供丁斌，得出了李存义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请李善长加入谋反同盟的所谓的证据，还有李善长不举报胡惟庸勾结倭寇的旁证，总之，一个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内说的话都举到了御前。
朱元璋这样才从容的下命令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然而，还是不杀善长，直到有司说星变，需要杀大臣消灾，于是，善长为了朱元璋做了最后一次贡献，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时被杀，李善长时年已经是七十七岁的人了，赐死给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对这位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的多次称之为“赛萧何”的最大的功臣的酬劳。
整个案件看，这一切似乎是因为胡惟庸的谋反案。对于这件案件，《明史》记载，李存义父子是这样供认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亲家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李善长起初大惊，说这是灭九族的勾当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长的老友去劝诱，说事成之后当封其为王，善长“不许，然颇心动”。后来胡惟庸亲自出马，善长“犹不许”。过了一段，胡惟庸又让李存义去劝说兄长，李善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仅此似乎还不足定案，很快，在李善长家的几个奴仆，也纷纷告发李善长和胡惟庸的阴谋。“大逆不道”的罪名终于成立，有意思的是连老天也示意李善长该死了，《明史》上说，李善长刚刚定罪的时候，星相学家“言星变”，卜了一卦，说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须知，因天象的异变杀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老谱，唐末时，一个依附军头的权相，就是以这种理由来清除他不喜欢的二十多位同僚的，结果“朝班为之一空”。现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厌之的份儿上，还有何说？皇帝当年亲赐的那个可以免二死的“铁券”，也成了一张废纸，……
总体来，李善长似乎也可以的定上被“谋反”的罪名，但细心人一看，却是不然，这一切，很容易让人忽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李善长的封赏。
第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尚右。李善长明习故事，裁决如流，又擅长辞令，朱元璋有所招纳，往往由他代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两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讨庐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长留守，将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战事频起，命将四征，百万供给，皆由李善长转调。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皆根据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吴元年（1367）九月，平吴，论功封李善长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赏赐无算。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与刘基等裁定律令，颁示中外。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命李善长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岳渎神祗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存恤国初都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总之，明初国家草创，百废待兴，各种典章制度，事无大小，皆由李善长和刘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第二次，在洪武三年，封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李善长，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参军国事，食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卷，免二死，子免一死。”
如此大的封赏，可以看出在洪武一朝，李善长是位极人臣，这样的荣耀，的确没有谋反的理由。
年至古稀，77岁高龄的李善长真的会造反吗？这个疑团没等到今人来破解。就在李善长被处死的第二年，御史解缙代虞部郎中王国用写了一份《论韩国公冤事状》，为李善长鸣冤。上书开门见山地写道：“善长和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谋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爱自己的儿子必然超过兄弟的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安定地享受着万全富贵的人，必不会怀侥幸之心去追求那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的富贵。李善长与胡惟庸是子侄辈之间的亲戚，而他与皇上却是亲子女之间的亲戚。假如他辅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也不过是功臣第一人，难道还会比今天更加富贵吗？况且李善长难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侥幸取得吗？元未想取得天下的人不知有多少，结果没有不粉身碎骨的。李善长为什么在年轻时亲身经历亲眼见到的这种情况，却又在衰老的年纪去重蹈杀身之祸呢？……上书的最后写道：“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嗜杀的朱元璋看后，竟没有加罪王国用。可见，朱元璋心里是很清楚的，李善长没有造反。
既然朱元璋知道李善长不会造反也没有造反，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还要杀死李善长呢？“
对于这个问题，一直也是诸位书友们纠结的所在，到底李善长算不算造反呢？
对于这一点，小景多方查阅资料，最终认为，他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理由。这纯粹是朱元璋要铲除宰相这个职位。
自秦始皇一统六国，天下一统，设置百官，丞相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连接皇帝和百官的中枢。据记载如下：“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丞相可以说，是负责管理军事大计或其他要务，并辅佐皇上处理国家大事。逢有机要事情皇帝召集公卿、二千石、博士共同在御前商议，避免专断。一般政务，则由丞相决定即可施行。皇帝有事，常向丞相咨询，丞相有时可封驳诏书，表示对皇帝命令持保留态度。丞相具体职权是：任用官吏，或是向皇帝荐举人才；对于地方官的有考课和黜陟、诛赏的权力；主管律、令及有关刑狱事务；地方上若有暴动等事，丞相派属官前往镇压；在军事或边防方面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全国的计籍和各种图籍等档案都归丞相府保存。西汉时御史大夫辅佐丞相，职掌大致相同，所以不少事务常由丞相、御史共同出面处置。
丞相之秩为万石，月俸之谷三百五十斛，钱六万。属官有长史二人，为丞相的助手。另有少史、征事等。又设西曹、东曹、奏曹、集曹、议曹等机构，分管官吏迁除、郡国事务、章奏谋议、征集租谷等事。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又置司直，专司刺举百官不法者，从而加强了丞相的监察职能。唐宋元一直沿用。
随着宰相的权利日益扩大，必然与皇权有了争斗，以我看，正是这个要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几口的性命。
朱元璋生性多疑，对丞相权力过大早就心存疑虑，随着自己年事的增高，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给后代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李善长作为开国丞相，功臣第一，其对皇权的威慑力、影响力和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他也就成了必须被除掉的那个“刺”。
为了避免皇权旁落，自胡惟庸阴谋造反后，朱元璋即废除了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后，进一步宣布永远不许再提议设置丞相一职。秦汉以来行之1000余年的丞相制度从此废除，皇权的膨胀超过已往历朝历代，达到极至。而当相权被弱化，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之后，恐怕皇帝也会因为太繁杂的公务和太大的压力而崩溃，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管理、处理全国一切事务的兴趣、能力和承受力。另一方面，皇权高度集中后，各级官僚特别是中央高级官僚也就没有了处理政事和国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么他们就只剩下想法设法谋求私利这一件事可做了。相权的弱化，致使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统治机构自行涣散、瓦解：明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明穆宗即位3年也没向大臣们发一句话；明神宗30年内只见过群臣1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群臣们在大殿上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大臣辞职时也不见皇帝，仅上一封辞呈便弃官回家；各部无人上班，衙门上锁，院子里长满青草，所有公事全都无人办理。难怪有人感慨地说，明朝并不亡于崇祯，而亡于洪武。这恐怕是朱元璋在诛杀明朝最后一个丞相李善长时没想到的吧。
前面说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加之淮西集团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过霸道，树敌必不在少数。他的彻底倒台，因此便具有双重的心理安慰作用，一是针对朱元璋的，二是针对各派系文臣的。
然而，也许因为李善长一家的死难太过惨烈给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为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道，哪怕面对君主的淫威。在李善长死的第二年，即有人上书诉其冤。
这封替李善长申冤的奏折，据说出自著名才子解缙的手笔。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纪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委，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齑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说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于，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够想得到的一点常情常理。李善长当年冒万死，才有了后来他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经是勋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儿子当了驸马，亲戚都当了大官，一个做臣子的到了这一步已是顶点。如果他像别人指控的那样，辅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过仍是勋臣第一，能超过他现在已得到的一切吗？何况，李善长又不是小孩子，他难道不知，取天下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乱中，起来争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飞烟灭了吗？这些李善长当年都曾目睹和亲历，他怎么可能在即将“翘辫子”的高年，却非要去冒这种危险？
解才子真是大手笔，驳论痛快淋漓。对此，朱元璋有何反应呢？史书上说：“tai祖得书，竟亦不罪也。”
按照常规，既是钦定的大案，是决不会容忍异议，更不用说翻案了。朱元璋此处的沉默就显得有些意味深长。也许，是同样处于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么？
李善长狱案出自圣裁，而罗织最有力者则是当时的左都御史詹徽，《明史》本传说詹徽“性险刻，李善长之死，徽有力焉。”他出任左都御史是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三年五月，李善长及其家口七十余人在五月坐诛后，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御史兼吏部尚书的宝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蓝玉案发，“詹徽受命鞫蓝玉，玉不肯服。徽叱玉吐实，无徒株连人，玉大呼‘徽即吾党’，遂并杀徽。”《明史》下了个结论，“徽好窥上旨，终及于祸”。